《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因而堪称是解读周文化的活化石。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分析《诗经》各类题材中蕴含的周文化，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婚恋诗与周文化
婚恋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为男女之情的主题在演奏时最具和顺、和敬、和亲人际关系的功效，因而也最适合周代礼乐文化对和合效果的追求。因此，在创作、采集、编订的过程中，婚恋诗占有特殊的优势和地位。同时，婚恋诗还展现出不少周代的婚俗和社会风气。
周礼的婚俗在《唐风绸缪》、《王风扬之水》这类诗中有反映，有黄昏、束薪、骑马迎娶、堂前等候等。《郑风野有蔓草》是仲春时节古人自由野合习俗的再现，这表明周礼既有《郑风将仲子》那样听从父母、媒妁之言，令人不敢僭礼的约束面，也有给予大龄未婚男女自己选择的自由面。这显示出周礼总是寻求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显得圆融而富有人性。
《卫风氓》、《小雅谷风》、《邶风谷风》等弃妇诗表明春秋时妇女遭弃的现象较普遍，甚至包括宋桓夫人、卫庄姜等贵族妇女。但与此同时，周礼对于被休妇女的命运安排较为宽容，允许她们合法再嫁，典型者如秦穆公将自己被休的女儿怀嬴改嫁给晋公子重耳为妾。可见，周礼注重“和”，对于婚恋中的对立矛盾，都有可以通融的规定。
贵族的婚恋诗则不像平民那么活泼生动，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联姻”的色彩。比如迁居岐周的古公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402一到岐下就与当地羌族姜姓女子结婚，借此寻求联盟和族群利益。
二、农事诗与周文化
从周族史诗《周颂生民》中可以看出，被后世尊为农业神的后稷，已经懂得耕种时需要选好良种、除草护苗。而古公父迁居岐周后，摆脱了先前戎狄游牧文化对本族农耕文化的影响，营造了稳定、和平的农业发展环境。《周颂载芟》中有“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秭”520的记载，虽然周代以10万为1亿，但仍可见当时农业收获的繁盛。
《周颂》中的《噫嘻》和《臣工》则记载了周王的籍田典礼，在春天象征性地率先劳作并祭祀土神、谷神，体现出周文化对以农立邦的重视。而最负盛名的农事诗《豳风七月》则十分详实地记录了西周农民一年四季的劳作过程，反映周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
农耕文化显然依赖稳定的政治、地理、政治环境，“和则可大，乐则可久”，自然“和乐”就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终极追求。
三、宴饮诗与周文化
中国历来不像西方那样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那般重视“人与精神”的关系，唯独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反映人与人之间交流来往的宴饮诗也就显得重要。
虽然周代吸取殷商灭亡教训，周公禁止周人酗酒，礼制有君臣小宴“三爵为度”的细致要求，但宴饮仍是贵族们联络宗族感情、维护宗法秩序的重要方式。例如《小雅鹿鸣》、《小雅鱼丽》、《小雅宾之初筵》等诗，就描写了贵族们宴饮宾客的愉悦、宴享之物的奢华、人与人之间的和乐。
周王也有许多宴饮诸侯的诗，如《小雅》中的《湛露》、《彤弓》、《廖萧》，从中可见：屏卫周室的诸侯们在尽朝见义务时，周王与诸侯一起共祭祖先，并在祭完祖庙后，进入庙后的“寝”继续宴饮。这表明周王重视维护血脉亲情的纽带，从仪式上强调宗法制的大宗祖先，并用最后的宴饮来“和合”各位姬姓公族兄弟和异姓姻亲，也即“和合”了“家天下”的周王朝。
四、 颂扬诗与周文化
除了周族史诗外，颂诗中赞美的对象多为文王、武王，而称颂的重点都在于“德”。从《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载见》等诗中可以看出：文王的德体现在宽容慎罚、礼贤下士、团结内部、提倡仁德。“维清缉熙，文王之典”，497诗中认为周初政治的清明，是因为武王、周公、成王都遵行文王之典，实行德政。
而周公礼乐文化重视“德”，也出于为周族统治合法性证明的需要：周族以小邦灭得天命的大邦殷，岂非有违逆天命之嫌?对此，周人强调以德配天，“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从而为周朝的统治正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因而认为，周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君权神授、重视出身的观念，而是在天命论里融合了道德标准。
五、怨刺诗与周文化
怨刺诗多出现在礼崩乐坏、王室衰微的东周时期。怨刺内容丰富多样：不满政治黑暗、赋税繁重，也有小官与没落贵族的不得志。《魏风园有桃》就叙写了一位没落“士”族的贫穷困窘，沦落到只能摘园中的桃、枣充饥，展现出东周井田制开始瓦解、地主阶级兴起、土地领主们失去劳动力而没落的下场。
《邶风新台》、《风君子偕老》、《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讽刺统治者失仪的诗歌也篇目众多，从中可见：周礼的实行也有等级性，统治者的悖礼行为，并没有制度手段来干涉制止。贵族们希望庶民安分守礼的同时，并没有同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久役不归、思乡怀人的怨刺诗也为数不少，且是此类题材中最情真意切、哀婉动人的成分，富有艺术感染力。如《小雅采薇》和《豳风东山》，就充分体现出周代士兵对于故土家园的眷恋之情。究其原因，也与周文化对血缘宗族的强调有关，它使人们对自身的亲属及家园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依赖感。
《小雅正月》、《雨无正》、《小》等诗则控诉了黑暗政治导致的国弱民困。《召南小星》、《小雅四月》等诗则是小官吏们的哀诗，他们不仅地位、待遇低下，还必须完成艰辛繁重的差事，不断奔波劳苦，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的苦乐不均、对立矛盾。怨刺诗是伴随着周族统治、礼乐文明衰落的哀诗。
六、小结
总而言之，《诗经》在创作、采诗、编诗时深受周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周文化的传承载体。而周文化的主要内涵则体现于“礼乐文化”：礼主分、乐主和，礼是外在的强制、乐是内在的修养与教化。这种礼乐文明实行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分别是井田制、以农立邦和分封宗法制。具体到外在，周文化在《诗经》中突出地表现了对“孝”、“德”、“和合”的强调与追求。
《诗经》在周文化中的地位
一、宗周地域的诗歌类型
诗歌的创作，是人们内心情感的外化显现，其所表达的内容，离不开其平时的生产生活。
不同地区所产生的诗歌，蕴含着不同的诗歌特点，由于受到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渊源的影响。
宗周地域的诗歌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诗歌风格。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可能都是一些相似的内容，但是其所表达的情感却是有所区别的。
1、“新礼旧俗”与宗周婚恋诗
婚恋诗的创作内容包含了从恋爱到结婚，再到婚后生活的全部环节，其中有恋爱时期的青涩懵懂到逐渐成熟，感受到爱情的火辣与甜蜜，同时其中也伴随着爱而不得的悲伤暗恋的情愫。
当恋爱发展为婚姻之后，有着各种情况，有着婚后生活的甜蜜，又有惨遭丈夫抛弃的悲哀。可以说，《诗经》中的婚恋诗写出了爱情与婚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
周代的婚姻礼俗在周礼中属于重要部分，在周代“三礼”中记录了不少的婚姻礼俗，且婚俗作为一个地区风俗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必然会受到其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在宗周地域的婚恋之中，宗周地域作为殷商时期的王畿故地，有受到前代婚恋文化的影响，但是又继承了周民族本身的礼乐文明。
在宗周地区的婚恋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在此地的诗歌作品中能看到自由开放但是又能看礼法的束约。”
宗周地域关于婚恋题材的诗歌内容虽然产生地与郑、卫等中原地区的诗歌相一致，都产生与河洛地区，但是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虽然王畿内创作的诗歌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周礼的规定下，百姓的婚恋行为还是受到礼乐文化的制约与规范。
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诗歌作品来说。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表现的情感，相对于郑、卫之地的婚恋诗歌作品，表现的都更加含蓄。
2、“男旷女怨”与宗周思归行役诗
对于宗周地域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周平王统治时期的后期的社会属于连年征战不断，导致社会衰败不堪，因此在东周时期，男旷女怨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在外行役的男子久久不能归家，甚至死在外面，而留守在家里的亲人可能都不知道，只能在家中对于在外的亲人产生浓浓的思念之情。
所以，在该地区的诗歌作品中就有表现这一情感的是诗歌作品。从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对于收录在《诗经》中属于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来说，有多首属于该类诗歌。
创作于宗周地域且主题为行役与思归的诗歌作品，从诗旨含义来说，虽然诗句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所表达的情感都具有共通性，同时从诗歌作品创作的背景上来说，产生于该地区该类型的诗歌作品中大多有一种厌倦战争，由于无力反抗而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怨恨之感。
同时对于战争的结局可能明知会失败，但是无法改变，从而加剧了对于家里亲人的思念，希望能够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对于宗周地域的人民，上到贵族，下到民众来说，都受到礼乐文化的影响，从内心来说，是祈望和平安定的，所以在面对战争的感觉中，是不喜的。
所以，在创作这种类型的诗歌作品中，浅表上来看是对于战争的厌烦以及对于亲人的思念之情。但是从深层次挖掘来说，其所想要表现的是对于和平的企望之情。
3、“王权衰败”与宗周乱世人生诗
对于东周时期的社会背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和平年代，而是一个乱世，而这乱世之中也同样能够看出人生百态，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状态。
甚至生活在宗周地域的人民，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有共通性的存在，但是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周王室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想要去改变，还是一味的去寻欢作乐，纸醉金迷，《王风·君子阳阳》就描写了这一现象，这是含有讽刺之感的诗歌作品，能够在诗歌之中，找到当时贵族阶层无心朝政，昏庸腐败的生活态。
在这样的乱世之下，周王室虽然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统治阶级别没有感受这一变化，依然过着欢乐的歌舞生活，无心于政治。
所以说只看诗旨表面的含义，周王室的生活还是充满欢乐之感的，这与周王畿地区的其他人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
面对这样的乱世，一些有志的士大夫有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在，同时，看见身处于这样的乱世之中，也会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其中所表现这种类型的诗歌作品，以创作于在宗周地域的《王风·黍离》最为典型。
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的诗旨不尽相同，是因为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是诗人缘事而发，缘情而感，所以创作出的作品含义往往有所区别。
但是由于地缘等因素的影响，造成诗歌风格上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从诗歌主题来讲，可归为三类作品。分别是婚恋爱情、行役与思归以及人们在乱世中对于人生的慨叹之歌。
二、宗周地域的诗歌特点
文学作品源自于生活之中，同时能够在诗中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影子，但是艺术又高于生活。宗周地域的周人的有着不同的生活姿态，千人千面和不同的精神世界，反映在诗歌作品中，就形成了宗周地域独特的诗歌风貌。
1、“风衰俗怨”的主旋律
《诗经》整体向上来说，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诗歌集，因此，其创作背景是基于现实社会，基本上都“缘事而发，缘情而感”的诗歌作品，因此，表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氛围。
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内心活动：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欢乐或者苦恼，与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或者对命运的慨叹，该地区的诗歌作品都体现了当时该地区人民的艺术理想和较高的艺术修养。
这些诗歌作品在展现周人的丰富情感外，还展现了对当时的生活的审美感受。正如季扎观乐对于王城内诗歌的评价，宗周地域的诗歌风格是“思而不惧”。
但是，从诗歌文本来说，其反映的多是乱离之作，就如唐代诗人李白对其评价“王风多蔓草。”这种乱离之作多是人们对现实社会表现出不满之情，“哀怨”之情在其创作的诗歌中有所体现，而这种“哀怨”其实也是在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对于和平的企盼。
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面向了当时的王畿内的社会生活，反映了现实社会。该地区的诗歌，从诗歌类型上来说，创作了婚恋、战争、思归、宴饮等题材的作品，同时，也为我们留下内涵丰富的文学意象，成为后代诗人频繁使用的资源。
“意象”作为艺术特质中重要的一环，对于，这些意象来说，是宗周地域诗歌作品中创造出的独特意象，对于后世文学作品中出现相关的意象，都是与其一脉相承的，或多或少都有着一定的渊源。
后世诗歌作品使用这两个诗歌意象，把这两个意象从一个不经意间，非自觉性的艺术转变为一种自觉性的艺术，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为文学长廊添砖加瓦。
同时也很好的体现出宗周地域的艺术成就，也展现了东周时期生活于河洛地区的士人，在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水平，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库。
2、“肃穆、沉郁”的语言风格
《诗经》作为中国首部诗歌作品总集，就其产生的空间来看，其产生的区域是沿黄河沿岸，呈带状分布。
在这种广阔的空间区域中产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在审美上，还是语句结构上都是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性。
就其《诗经》的语句结构而言，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各段的语句基本相似，在一首诗歌中，每个章节的语言只转换几个字，反复吟唱。
对于《诗》来说，在先秦时期是诗、乐、舞相结合的。因此可以将看作一种线性结构，这种结构通过改变词句的不同，进行层次上的递进，还有配合乐调的原因，由此来形成冲突感的戏剧性结构，给欣赏的人增加起伏感。
这些重言词语的使用，也早造就了该地区多为四言体的诗歌，因为四言体的诗歌节奏与西周时期的雅颂之乐的节奏感相一致，而作为周王室的后裔，其所创作的诗歌作品，自然受到前代的影响。
所以，在该地区的诗歌作品也多为四言体是诗歌。同时四言诗是每句话两拍的节奏，也是继承了原始歌谣的直接表现。这种节奏能够使得诗歌变得郎朗上口，让人容易记诵。
由于宗周地域地处于如今的河南省，所以其诗歌的语言风格，而且在东周时期，诗歌作品多是配乐演唱的，因此，该地区的诗歌作品必定会受到当地的歌谣以及音乐曲风所影响。
宗周地域的诗歌语言特点，从整体上来说，立足于《诗经》文本中，其语言特点与所收录的其他地区的诗歌语言特点，无论是是从句式结构还是诗歌体例上来说，都具有一致性，没有什么独特性。
唯一的区别是，当地的诗歌语言风格活受到当地歌谣曲调以及民俗文化的影响。
3、“温柔敦厚”的审美倾向
习俗文化是一种集体行为，这其中包含了人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等。
习俗文化的水平与该地域下的人民的心理状态以及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即在同一时空背景之下，可能会存在这共同的文化心理。周代以“礼乐”作为立国之本，所以作为完全继承“礼乐文化”的东周王朝，因此，创作于此地的诗歌多蕴含着“重礼重义”的审美倾向。
这种对于“人伦关系”的重视的审美倾向，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吸收了河洛文化的元素。对于河洛文化来说，是注重婚姻的，是因为所处的河洛地区所处的位置属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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