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

2017-07-21玉君 三字经

  《三字经》自问世以来,结构大体未变,但经历代文字修改、内容增添,原貌已略异。

有关《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

  一、不同版本《三字经》的述史年代考析

  根据现有文献显示,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也即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此书侧重对《三字经》内容作典故注释,未对内容作评论。

  考赵南星(1550-1627年),字梦白。高邑(今河北)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矫旨削职发配,死于代州。《三字经注》是赵南星著作《味檗斋遗书/教家二书》中的一卷,明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此书述史时一直记述到“(明)穆宗隆庆”,以“廿一史,全在兹”结尾。明隆庆帝朱载在位时间是1536-1572年,可知此版本《三字经》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

  《三字经注》在叙述宋元及其后历史时,其行文是“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注解是“高皇帝姓朱,居句容朱家巷,起濠州,今凤阳府,灭元,成帝业,传建文帝,都南京……”。从此处可知,此版本叙述历史年限与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相异。因清代凌扬藻(1760-1845年)等学者都在他们的评论、著作或《三字经》注本中一再强调区适子所著古本《三字经》叙述历史只到十七史。如开宗明义指出《三字经》是“岭南区适子所著”的同治庚午版(1870年)《登洲三字经》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顺德人从北京带回广州印刻出版的《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明确指出:“区本作十七史”,并注上历代史书和作者名称,且标明这些附加历史叙述“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

  此外,清代云南学者许印芳(1832-1901年)著述的《增订训蒙三字经》叙述中引用陈灿回忆当年谭宗浚(1846-1888年)谈及《三字经》一事,谭宗浚也指出此书:“节录史事载至五代止,乃宋时粤中遗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陈灿强调“公(谭宗浚)极博群书,考订精核,其言当不诬。是此书之为伯厚作,未可定也。”许本人也认为古刻本《三字经》“其叙史事截止五代”。

  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清代陶格翻译的《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虽大体根据王相注释本翻译,但叙述历史也只到“南北混”,不言“廿二史”,只写“十七史”。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年)翻译,并在191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历史叙述也只到“十七史”。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邹颖文女士指出:西方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 l801-l861年)、德籍传教士欧德理(E.J. Eitel,1838-1908年),他们的“四个英译本的中文正文在352句(1056字)至356句(1068字)之间,内容的历史部分均以十七史终,未加入明史,盖依据较早的版本翻译。”

  可见,叙述历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断早期版本《三字经》的重要标志之一。赵南星远在中原,并不知早在1530年,也即约60年前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年)在《泰泉乡礼》卷3《乡校》就说:“诵读务贵熟,不贵多。……年少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强其多记。或用《孝经》、《三字经》。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等书。”也没看过1531年左右出版的《广州人物志》里对区适子著述的记载,故有“不知谁氏所作”的说法,自然不知岭南早就流行《训蒙三字经》,故采用流传北方的版本作注,这情有可原。因此,它虽是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但这本叙史到“廿一史”的《三字经注》与最古老版本应存差异。

  二、版本比较

  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但在图书馆借阅卡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封面右侧有“依韵府较正”字样。此书叙述历史结尾处是“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不直白述说宋亡历史,只以一“混”字带过,与文献记载古老版本述说历史内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

  中山文献馆藏有《佛山栅下区氏谱》,内里全文辑录《三字经》,与《训蒙三字经》一致,可见佛山、顺德区氏族人对此版本的认可。佛山栅下区氏家族源于顺德登洲区适子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移佛山。

  经统计,《训蒙三字经》共有文字1056,比文献记载的最古之本《三字经》1050字[1] (《前言》,P3)多6字,当是最接近文献记载的最古《三字经》版本。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字数为1086,增加了30字,也即 “长幼序,友与朋”6字和“辽与金,皆称帝”到“明朝兴,再开辟”24字,出版时间当在《训蒙三字经》后。

  另外,许印芳、谭宗浚提出的“叙史事截止五代”也应成为进一步筛选是否为最古老版本的重要依据。所以,正如许、谭所见所述,最古老版本应没“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12字。《登洲三字经》、《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注明,“区本原作十七史,今并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廿一史(以上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

  从宋仁宗(1024年)到宋英宗(在位时间1063-1067年)时期,宋朝廷将前代残存的断代史书,即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欧阳修的《五代史》重新雕刻补缺,汇刻而成,共十七史。王应麟在《小学绀珠》中所列“十七史”也是截至《五代史》。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就记载宋亡后,文天祥曾对元代丞相博罗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可见,从宋代到元初,“十七史”已成较固定说法。

  因“炎宋兴”到“南北混”其实已清晰交代了宋代灭亡,元朝大统,南北混一的状态,超越了“十七史”,故原版本不应如此矛盾。况且在1297年,即元成宗大德元年,江西人曾先之出版《十八史略》。其体例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因当时元政府修《宋史》未成,宋史完成时间为至正五年(1345年)。他取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聊作一史,共为十八史。

  曾先之与文天祥为至交,文天祥去世时,即1282年,仍称“十七史”。1297年,曾先之已有“十八史”之称,从此也可旁证“十七史”与“炎宋兴”内涵的矛盾,更难以解释王应麟在界定“十七史”范围后再写出“炎宋兴”这样冲突的内容。曾先之自称“前进士”。作为经历并目睹从宋亡到元统历程的前代知识分子,他在元朝建立20年后便提出“十八史”的观念,也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前朝历史欲说还休与对渐已稳定的当时形势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因为当时不少曾经仕宋的知识分子都已进入元朝政府,如宁波江浙一带的邓文原(1258-1328年)、戴表元(1244-1310年)等,甚至后来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0-1376年)也担任元朝教育官员。从中也可见出“十八史”的提出并非单纯曾先之的个人理念,而应是当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的对前朝怀念但又不无反思状况的反映,所以称“十七史”应在1297年开始甚至之前,而增添“炎宋兴”等四句应是《十八史略》大行其道的元中或明初,从此也可判断《三字经》原著,至少是历史叙述部分应在1297年前完成。

  根据赵注本可知,赵南星所处时代已加入此12字,可见《训蒙三字经》保存了比赵注本更接近最古版本的状貌,但最古版本还应比《训蒙三字经》少“炎宋兴”等12字,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

  《三字经句释》版本内,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区本《三字经》为蓝本作校订,每有与区本相异处,都指出“区本原作”为“某某”,“现王庵(即王相)改为‘某某’”。笔者对《三字经句释》与《训蒙三字经》作比较,发现《训蒙三字经》与《三字经句释》所引用“区本《三字经》”原文内容一致,而番禺学者凌扬藻在其著作《蠡勺篇》中指出王相随意更改《三字经》原著,并列出他拥有版本的原文内容,其实与《三字经句释》所指区本相同。可见清末广东学者拥有的是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广东,至今仍存于区氏后人族谱,且书名载入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佐《广州人物志》、叶春及《顺德县志》的区著《训蒙三字经》。明代学者郭(1529-1605年)在《粤大记》中更记录了在著述《广州人物志》时指出《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黄佐(1490-1566年)“(在1538年末-1539年初)至京,作《六经政要箴》,又更正《训蒙三字经》,欲上之。辅臣不悦,书不果上而止。”[8] (卷24,P724) 这一史实,也为佐证区适子撰述《训蒙三字经》提供了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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