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论文学的十大关系

2017-07-26玉君 莫言

  莫言是中国当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大家知道莫言是如何来论文学的十大关系呢?

莫言论文学的十大关系

  一、人的文学与阶级文学的关系

  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同志们,都还会记得毛主席那段著名的《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队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毫无疑问是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精辟的论述,是长期以来我们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现象的方法,也是我们进行文艺创作、分析文艺作品的方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的文艺家都在自觉地遵?-着这个方针进行创作。产生了一大批,在革命进程中有着巨大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文艺作品。像《白毛女》、《血海深仇》这样一些作品的作用非常显著,几乎可以等同于战前动员。我们也都知道,在解放战争期间,演出《白毛女》的时候,台上和台下交融成一体。甚至还产生过下面的士兵看戏入迷,几乎掏出枪要把台上的反面演员枪毙的事件。现在我们再看这些过去的作品,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它们是简单化、概念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作品确实符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解放以后的17年间(1949-1966),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一名小说作者,我更关注的,也比较熟悉的还是小说。我觉得这些小说——首先写作这些小说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工农出身,都有过参加革命战争的?-验。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所写的作品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传奇性、故事性。像《敌后武工队》、《林海雪?-》、《烈火金刚》,作家写的都是自己的?-历,本身已?-具备了足够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只要稍加整理、文学加工,就可以变成可读性非常强的作品。当然,今天来看这些作品里边的人物、故事的结构和它的语言,都是比较粗糙的。在人物处理的方式上,一般都是采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善恶分明,美丑对照。好人就是绝对的好人,坏人就是绝对的坏人。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暧昧的中间状态和中间人物。这样的作品意识,特别适合阅历不深,思想比较单纯的青少年来阅读。我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批红色?-典,它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笼罩这些作品,指导这些作品的思想就是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作家,自觉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站在了党的立场上,然后把文学当作了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文学当成了阶级服务的工具。我们今天来读这些作品,可能会感到很不满足,但是这些作品确实是当时那个社会必然的产物。我们没有权利苛求前辈,相反,我们应该尽量从这些红色?-典中,读出一些被“时代的读书眼光”所支配的东西。因为现在是深圳的读书月,所以我的讲话里会穿插着一些跟读书有关的问题。

  什么叫“时代的读书眼光”?我认为,就是同样的一本书,会被不同的读者读出不同的意思。鲁迅先生有一段非常?-典的论述:一部《红楼梦》,才子读出了缠绵,和尚读出了禅,革命家读出了其它东西——毛主席就从里面读出了阶级斗争。可能对有的年轻人来说,里面还读到了卿卿我我。第二个意思,同样的一本书,被同样的读者在不同时代来读,也会读出不同的意思。我们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和我们老了以后读《红楼梦》,读书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随着读者年龄的增长,随着他阅历的增加,会对一本书的读解发生变化。再一点,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都在发生变化,这会使读者把旧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用当下的观念进行读解。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反复举过一个例子,《小二黑结婚》里边一个著名的人物——三仙姑,作家赵树理当时是把三仙姑当作一个反面人物来塑造的。因为这个人老不正?-,40多岁了还涂脂抹粉。女儿都该找婆家了,她自己还打扮得那么妖艳。而且她自己好像对男女关系也有很多非分之想。在赵树理的笔下,是批判这个人物的。把这个人物的一切行为,当作不正当的行为来批判。假如我们今天来重塑这个《小二黑结婚》,假如我们想到这个三仙姑只有40多岁,来比较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赵树理对三仙姑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不太正确的。40多岁的女性,完全可以涂脂抹粉,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可以有爱美之心,可以想男女问题。即便是更大的岁数,到了70岁、80岁,依然可以爱美,依然可以打扮,依然可以找对象结婚。当然这样解读的结果,肯定是超出了赵树理这个作家的主观意图之外。一本好书,随着社会的进步,它自己也会在不断地成长,它本身也是有生命力的。

  我在读小说的时候,是一个人;我在生活、工作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人。读书的过程,有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的自我分裂的过程”。如果当一个人,他作为读者和作为一个社会人时,他的视角、心理都完全一致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社会肯定是到了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问题、不公平的现象的阶段了。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一方面我们批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虚伪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方式,这之间存在着一种人格的背离。

  现在的社会已?-跨入了21世纪,取消阶级斗争这个提法也已?-20多年了。我们现在跟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非常密切的、紧密的联系。阶级斗争的这个口号实际上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写作就应该站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广阔的眼光来进行我们的创作。我想只有具备了这样的高度,才能够写出真正的人的文学,才能够写出真正的让世界各个国家,处于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读者,都能受到感染和感动的作品。

  在文学的历史上,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在前苏联30年代,就产生了像《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这样伟大的作品。30年代的苏联的政治背景,跟我们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社会背景差不多,也是充满了各种政治斗争。很多的作家、高级干部都被莫名其妙地处死、杀害;很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都被关押到集中营里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肖洛霍夫还是写出了《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书受到了很多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认为这本书是向白匪军献媚,会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热烈欢ó-。这本书塑造了格里高力这样的一个政治面貌非常模糊的人物形象,他出身于中农家庭,一会儿参加红军,一会儿又参与到白匪阵营里去。无论是在红军的阵营里,还是在白匪的阵营里,他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像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当时苏联的文学作品里边,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而且,斯大林仍然批准了这本书的出版——这使我对斯大林的印象变得非常地难以判断。我想他在对待《静静的顿河》这本书的出版方面,表现了他确实是真正地懂文学,他不是一个狭隘的人,也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知识的人。《第四十一》这部电影,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看过。描写的是一个立场无比坚定,出身特别贫困的红军女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在打死了40个白匪之后,参与一次押解俘虏的任务——押解一个蓝眼睛、金色头发的白匪军官。在押解的过程中,他们的船·-了。他们两个流落到一个荒岛上。荒岛上有一个小木屋,里面有足够的食品、柴火。然后,他们在这个岛上生活了下来。什么时候能够得救?无法预测。周围是茫茫的大海,只有海鸥陪伴着他们。他们基本处在一种与世人隔绝的状态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她的阶级性渐渐消失,人性的东西慢慢地复苏。于是,这对青年男女就开始恋爱、同居了。后来,突然有一天,当白匪的大船又出现在前边蔚蓝色的海面上的时候,这个白匪的军官向着他的船奔跑过去。这时候,这个红军女战士身上的阶级性突然又觉醒了,她想起这个向着船奔跑的年轻人实际上是她的敌人,于是开枪把他射杀了。之后,她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她的阶级性和人性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这部小说为我刚才所讲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关系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这个小说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实验室。虽然它未必是真实的。

  《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实际上是出身于一个非常贫困的顿河农民的家庭。他的小说实际超越了他的阶级立场。他没有按照他的出身,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他站在一个超阶级的立场上,对顿河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进行了客观的描写。或者说,他最根本的是在写人,他在揭示人的命运,描写人的魅力。

  30年代很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她的被定为反动作品的《秧歌》,描写的是大陆的土地改革。在这部小说里,张爱玲关于中农遭受到了侵占和剥夺的描写,我认为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她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揭示了许多人性的奥秘。比如,她里面描写到一个很饥饿的女人在偷吃食物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在偷吃饼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咀嚼声震耳欲聋,生怕别人听到。《静静的顿河》里边也有类似的一些描写:格里高力看到天上一轮“黑色”的太阳,这样的描写就具有一种心理的真实性——它在生理上未必是真实的,但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感觉非常真实。

  总之,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当然还可以写阶级斗争的小说。我们可以写抗日战争,可以写解放战争,也可以写土地革命战争。但是,为了使这些小说具有更宽广的覆盖面,为了使这些小说能够变成全人类的小说,为了使这些小说能够变成深刻的理解人、了解人的小说,就要求作家一定要站在“人的高度”上和“人的立场”上写“人的文学”。所谓的作家的人性关怀,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0年前,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做《天堂蒜苔之歌》。在这部小说的卷首语里,我写道:“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使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在思考人类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当时我斗胆在下面署了斯大林的名字,实际上是我自己编的,因为我感觉斯大林应该说过这样的话。后来编?-就问我,出自斯大林的选集的哪一卷,哪一页?我说没有。后来他们说,那还是不要写“斯大林语录”,就改成名人语录吧。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的作家——奥尔汉·帕穆克,最近说:“政治没有影响我的作品。不过,政治一直在影响我的生活。事实上,我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作品远离政治。”我只读过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在帕穆克没有得奖之前就受到了很多中国读者的一致好评。大概1个月前,我参加了在土耳其大使馆召开的帕穆克这部小说的讨论会。我在会上说:帕穆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值得我们中国作家借鉴的,就是他特别注重小说的技巧。因为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地理上比较特殊的地方,它横跨了欧洲和亚洲。它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存共容的一个地方。街的这边是天主教堂,对面就是清真寺。头戴白色头巾的回教徒、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徒,他们可以和平地在天上行走,可以在一起娱乐。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交汇的地方。在天空当中,当寒流跟暖流相碰撞的时候,必定要产生大雨;在海洋中,暖流和寒流交汇的地方,往往都是鱼类繁衍的最多的地方,鱼类最丰盛的地方;那么,在地理上、文化上,当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碰撞、共存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意识。所以,我认为在伊斯坦布尔产生的像帕穆克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帕穆克的作品里确实是没有直接地去描写政治。《我的名字叫红》描写的就是一群?-家的生活,里面穿插了一个谋杀案。他在书里让树、让狗、让死人、让房屋、让物品都出来说话,叙述视角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技巧,都融汇于意图当中。他实际上是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的作家,也是有高度政治文化传统的作家。他千方百计地避免在他的小说里面直接出现对当下的政治的描写和批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社会生活当中却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批评者。他在接受瑞士报纸的专访时就公开说:土耳其历史上曾?-屠杀了100万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他的这个讲法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去年以诽谤、侮辱国家罪把他送上了法庭。后来,在强大的事件舆论的压力下,同时,土耳其当时要加入欧盟,于是土耳其政府就把他赦免了。在土耳其大使馆开讨论会的时候,也有一些报社的记者对土耳其大使馆的公使提出了疑问:“你们现在怎么样来看待帕穆克这个作家?怎么样来看待他的得奖?怎么样来看待去年有关他的诉讼?”我记得大使馆的公使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他是我们土耳其人的骄傲,他是我们土耳其国家的骄傲。”当时我们在座的很多作家都非常感慨,这说明土耳其政府还是有非常博大的胸怀,他没有把一个揭露自己民族丑恶的作家当作异类,承认他给土耳其带来了伟大光荣,表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胸怀。实际上,即便不承认,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历史也是存在的事实。这个例子说明,作为一个作家,实际上是有很多种态度来处理自己跟政治、自己的作品跟政治的关系。

  我们每年出版的大量的图书、小说、戏剧、或者其他的艺术作品里面,直接干预政治,以描写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也有很多。比如反腐败的小说、法律题材的小说,都是直接以政治生活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有大量的读者,也被我们的文艺界当作主旋律来褒扬。这样的作家也在读者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也有很多的作家不是这样写的。我就不太愿意直接地去描写当下的政治生活,我更喜欢描写历史生活,更喜欢在当下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生活。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作品,它不应该承担新闻通讯的功能,也不应该变成一种报道事件的报告文学。小说应该是虚构出来的,跟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具有象征性,能够深刻地解释人的情感变迁和人的本质的这样一类作品。但是我也知道,文学实际上还是无法完全的独立于政治之外。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不要过分地急功近利。有些作品可以直接反映当下的生活;有些作品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也有些属于相对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并不能总是保持着这么一种冷静的态度。我回顾20多年的创作历程,发现有很多早期的作品,是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对政治进行干预。比如我1987年写的一部《天堂蒜苔之歌》。这个小说最初构思的灵感,来自于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在1987年的时候,山东发生过一起“蒜苔事件”。山东南部一个以生产大蒜著名的县,因为当时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以及贪污腐败,最终导致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几百万斤蒜苔卖不出去,结果全部烂掉。愤?-的农民要到县政府里去找县长、找父母官们来要个说法。而县长他们却躲起来不见,只派了公安局的人对群众进行驱赶。而且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还在自家的院墙上à-上了铁丝网。结果,农民用很多的烂蒜苔堵住了县政府的大门。愤?-地失去了理智的农民冲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焚烧了县长的办公室,砸毁了办公室里很多的设备。最后,很多农民被捕入狱,当地的这些官员也受到了行政或者党纪处理。我看了新闻通讯报道以后,感觉到热血澎湃。尽管我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我身上流淌着的还是农民的血。农村的一切,农民的一切都和我息息相关。我的家人全都生活在农村,我的感情毫无疑问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感情的砝码是放到农民这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对官僚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甚至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几乎就可以看作是我的化身——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军校的政治教官,他在法庭上为他的乡亲们辩护,讲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他说:“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福利,反而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那么,人民有权力推·-他。”听到这,法官要求他闭嘴。法官说:“你要对你自己的话负责。”我想,这个军校政治教官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其实就是我的心声,也就是作家自己在说话。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处于各种各样的情形,你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还是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了猛烈的抨击。我后来写的《酒国》这部小说里面,也有对政治的批评。这部小说我觉得它相对高明一点。它没有用写实主义的方式来写,它把故事都寓言化了。它把一切都当成了一种寓言,都当成了一种象征来写,采用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方式。这里面许多的事件,许多的故事,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但是骨子里面实际上我还是这样一个写作者,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对腐败的官员有一种深深的愤?-。这样的小说写作,我觉得是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一个作家的良知、政治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总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首先,作家和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既想脱离,又无法摆脱。文学作品和政治的关系,即便是完全写一部远离现实的作品,政治的影响还是会存在。我想,作家还是应该时刻不要忘记提醒自己,作品要相对地超脱。即便要描写政治,也不能直接去描写政治事件,而应该把事件象征化,应该把人物典型化。只有当一个作品里面充满了象征,你的人物成为典型的时候,这个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否则,那些政治内容特别强烈的小说,寿命将相对很短,很快就会变得时过境迁,毫无价值。

  三、贴近生活和超越生活的关系。

  贴近生活,是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实际上,对于生活在基层的业余文学创作者来说,根本不存在贴近生活的问题。我就在工厂里打工,我就是一个打工妹、打工仔,我写打工文学,那还用得着贴近什么生活呢?我已?-就是生活本身了,没法再贴近了。我就在生活当中,写我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贴近了生活。这种口号是对那些已?-功成名就的成名成家、生活在这种象牙塔里衣食无忧的文学写作者来讲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们这批作家,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拿起笔来写作的。?-过20多年的奋斗、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赢得了一定名声,已?-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写作如何能够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怎么样能够使自己的作品继续保持浓烈的生活气氛?怎么能够准确把握当今的这个时代?怎么样能够跟老百姓息息相关?这里就确实面临了一个要贴近生活的问题。但是也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这种有意识地去贴近生活,总不如我们无意识地贴近生活时的那种感受更为真实。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为了写作一部作品,我当然可以化装成一个乞丐,去沿街乞讨。我尽管脸上可以抹得比煤炭还要黑,身上穿的衣服可以比叫花子还要破,也可以努力地使自己扮演得比一个叫花子还像叫花子,但是我的潜意识里边不会忘记我的真实身份,我所体验到的感情未必是真实的感情。所以,这种体验只能够部分地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这批作家要时刻提醒自己,要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要总是以作家自居,不要总是以知识分子自居,不要以为自己总是比一般人高出一头。作家的职业没有那么神圣、那么庄严,你就是一个用笔写字、编故事的劳动者,不应该享受特殊的待遇。作家的物质生活越优越、社会地位越高,反而离老百姓越远;越是强调作家要为老百姓服务,实际上越会使作家高高在上。所以,我前几年曾?-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和“为老百姓写作”的关系问题。“为老百姓写作”肯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会造成作家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作为一个老百姓来写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努力地不使自己的生活贵族化,保持一种平民的本色,和老百姓的思维保持一致。我想,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你的作品才不会居高临下,你的作品才能够保持一种底层的社会生活的气息。不过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指望小说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夏天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曾?-说过:“不要把文学当作替天行道的工具,也不要把作家当作为民请命的英雄”。我们这些作家、批评家,都在呼吁要关注老百姓,这肯定是没有错的;要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没有错的。关注弱势群体,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在当今的创作当中,大量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问题小说,还是简单地停留在展示苦难、展示罪恶这么一个层面上。它没有办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小说还是在满足于描写事件——描写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不合理的事件,而忘掉了最根本的是要通过这个事件写人。这些作品有它的价值,但是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文学的高度。就是说,这些作品没有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艺术上也比较粗糙。我们所谓的贴近生活、超越生活,就是说文学作品不能满足于对生活的直接反映,一定要写出生活的象征性,一定要使小说不仅仅能够在当今具有阅读价值,而且应该具有久远的阅读价值。也就是说,要强调文学的艺术性,μ-化文学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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