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中姑姑的人性扭曲与救赎

2017-07-06陈玉君 莫言

  莫言作品《蛙》的主人公姑姑以妇科医生的身份经历了中国乡村几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发展史,在强大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下,姑姑的人性被异化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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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的《蛙》用书信体和话剧体讲述了乡村妇产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通过真实而又荒诞的历史叙述,反映了中国乡村几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发展史,揭示了在非理性的年代里社会伦理道德的瓦解及人性的扭曲变异,引发对人性的反思,对灵魂的深度拷问,寻找人性的救赎之路。姑姑本是一个根正苗红、热衷妇产职业、热爱新生婴儿的优秀医生,她十六岁就开始在乡村推行科学接生,赢得了高密东北乡的尊重和景仰,不仅是“送子娘娘”,而且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随着王小倜对姑姑的叛变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颁布,她变成了“红色木头”一样的无我的革命执行者,变成了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也从“送子娘娘”变成了“女魔头”、“活阎王”。荒诞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导致姑姑做出了很多荒谬的行为,姑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一切违背国家政策的“偷生”和“逃生”等行为作斗争,就连自己的侄媳妇也不放过,最终导致了以耿秀莲、王仁美、王胆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死亡。她对国家计生政策坚决服从,最终使得2800多个胎儿的性命葬送在她的手上。姑姑已经失去了身上原有的美好人性,表现出来的是魔性,是扭曲的人性。步入晚年的姑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开始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对青蛙的恐惧及跟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忏悔,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姑姑将她引流过的婴儿,口述其想象中的面貌,然后通过郝大手再现出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偿行为,她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从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

  一、人性的扭曲:从“送子娘娘”变成“女魔头”

  年轻时代的姑姑闪耀着人性之美的光辉。姑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还曾经跟日军司令斗智斗勇,有正义的革命英雄情结。她在乡村推广“新法接生”既有以科学破除传统习俗的知识学意义,更具革命斗争的政治学意义。姑姑心地善良,尊重生命,平等看待一切生命,不以孩子的身份论出生:“姑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为此姑姑曾表示过遗憾。她说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本应该是革命的后代,没想到却接生了一个地主的狗崽子。”姑姑的仁慈与善良还表现在给牛接生这件事上,母牛难产两条前腿跪地求救,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下来,帮母牛产崽,人畜共庆。姑姑能够超越阶级和人畜界限,怀着对生命的崇敬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姑姑身上闪耀着母性美的光辉,她是美丽与纯洁的天使。

  但是,随着男友王小倜的叛变、遭受到政治迫害及国家计生政策的实施,姑姑的人性逐渐扭曲,一幕幕像戏剧般荒诞的事实,使她从“送子娘娘”变成了“刽子手”、“活阎王”,变成了一个无我的“红色木头”,像是闪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悲剧是从姑姑失败的爱情开始,她爱上了空军飞行员王小倜,但是两人根本不搭调,一个“太革命,太正派了”,一个太有“资产阶级”情调,最终王小倜驾机叛逃台湾。王小倜背叛国家和背叛爱情的双重罪过都让无辜的姑姑承受,她不仅失去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还遭到了批斗,失去了光明的政治前途。计生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使得姑姑有了戴罪立功的机会,为了不折不扣、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计生任务,她从昔日的“接生员”变成了“杀生员”,从众人喜欢的“活菩萨”变成了“活阎王”,成了让无数超生家庭闻风丧胆的“女魔头”:“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对那些计划生育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对着虚空猛劈一掌――决不让一个漏网。”[1]89她那美好的人性逐渐扭曲异化,一步步变成了坚定的丧失了人性的革命工具:“我们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完全政治化、符号化的政策执行的工具化的人物。”[2]姑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变成了冷酷、坚硬的革命螺丝钉,不再敬仰和尊重生命,人性一步步地被扭曲异化,她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罪孽深重。其一,逼死老院长。在“文革”初期的阶级斗争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厚道的老院长无法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其二,害死黄秋雅。她对同事黄秋雅更是残酷无情,设下计谋使她为一次被诬告的计生事故充当了“替死鬼”。其三,害死耿秀莲。耿秀莲怀有五个月身孕,而且患有严重心脏病,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她在被押解过程中跳河潜逃,姑姑带了一队人乘船追赶,逼着她在水里拼命游泳,导致体力不支而死亡,而且是一尸两命。其四,害死自己的侄媳妇王仁美。王仁美非法怀孕躲藏在外,姑姑采取野蛮的连坐制度,欲毁掉邻居的房子和树木,导致怀有六个月身孕的王仁美被逼上了流产手术台,酿成了一尸两命的悲剧。其五,害死王胆。为了抓住超生怀孕的王胆,姑姑用尽了一切办法,把抓王胆当做一场斗智斗勇的战役来打,在姑姑眼里,违反政策怀孕的王胆就是国家的敌人。在敌我双方激烈的交战之后,王胆终于被剿灭,并且又是一尸两命。

  为了执行计生政策,姑姑的行为是荒诞的而且是灭绝人性的。莫言的小说以怪诞的方式表现了现代社会现象,在怪诞化原则下建立起来的虚构话语世界与现实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鲜明对照。怪诞的社会不属于正常的社会,然而,这样的社会明显带有常态社会所不能揭示出的病态,能够更好地展示现实社会的沉沦和腐朽、堕落和丑恶,更有利于人类站在高处进行俯瞰式的审视,更有利于人们忧患意识的提高,更有利于用批判的武器进行直面的批判。莫言在《蛙》中正是通过描述姑姑在实行计划生育中的荒诞行为实现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粗野残忍的工作作风的暴露及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二、人性的幽光:女魔头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姑姑彻底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计生政策的执行者,她的人性在荒谬的社会中遭到了极度扭曲。但是,姑姑善良的本性并没有完全沦丧,她的内心深处充满矛盾,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及国家意志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让她感到撕裂和疼痛:“群体与个别”、“大我”与“小我”、理性秩序与私人选择等二项对立在她身上此消彼长、纠结不清。[3]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姑姑在铁的政策面前是一个“政治斗士”,是一根“红色木头”,但作为一个妇产医生,她在生命危急时刻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天使,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在柔弱的生命面前是一个仁慈的母亲。即便是在残酷地围剿超生怀孕者的时候,她做出的本能应急反应也透射出人性美好的幽光。她追捕王胆的过程是灭绝人性的,当她看到小狮子故意落水来赢得王胆生产的宝贵时间,秦河也以机动船打不着火为由拖延时间时,她动摇了:“姑姑跳了一阵,突然冷静下来。她脸上浮现出一种悲凉的笑容。一线阳光从云层中射出,照着姑姑的脸,也照着浊浪滚滚的河面,使姑姑像一个末路的英雄。她坐在船舷,低声对秦河说:别装了,都别装了。”类似这样游击战式的追捕在姑姑的生涯中已经无数次上演了,可这次的情形让她变得那么软弱无力,那“悲凉的笑容”和“一线阳光”可以看做是姑姑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正为那压不住的人性之光所渐渐瓦解,无奈与痛苦的交织揭示了姑姑内心深处受到的撞击与苏醒,而那“一线阳光”下“浊浪滚滚的江面”也正预示着“虽然革命的话语依然强势,却也抵不过那流淌在人性深处的生命之痛”。[4]正是在这种正常人性力量的驱使下,姑姑怀着一份神圣的医责为王胆接生,但最终王胆还是因为产后大出血死了:“姑姑在王胆身体旁坐着,深深地低着头。良久,姑姑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既像问小狮子,又像是自言自语:这算是怎么回事呢?”[1]182姑姑的内心也在痛苦挣扎,无法确定人情与政策孰是孰非。

  姑姑终于退休了,退掉了革命工具的枷锁,卸掉了革命木头的面具,女魔头现形成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女人,那些被强制压迫被扭曲的人性释放了出来,她听到了人性的召唤,感到了害怕与恐惧:“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1]221姑姑遭到了群蛙的攻击,她自知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也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自己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作为乡村计划生育的领导者、组织者与实施者,姑姑的职业行为体现着政治正义,而她内心蛰伏着被压抑的生命伦理,最终以强劲反弹的方式爆发,对抗着人性的压抑。姑姑曾毫无惧色地宣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她最终还是在人性的力量下缴械投降了,任何违背人的意愿,违反人性,践踏人的生命的政策和革命,都终将逃不过人性的审判。莫言运用了象征的手法,“蛙”实指“娃”:“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那些被姑姑扼杀在母亲腹中的娃娃们在她心中复活了,“娃”,其实一直都在她内心,在她拆掉伪装之后遭到暴风骤雨般的袭击,那历历在目如同真实发生过恐怖袭击,意在反衬姑姑那灵魂深处折射出的充满人性的光芒。

  三、人性的救赎:捏泥娃娃重塑自我

  姑姑日益遭受着内心的煎熬,人性的拷问让她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为了驱散死去的娃娃的阴魂,为了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藉,她开始寻找自我救赎道路。她嫁给了民间艺人郝大手,想借助郝大手捏泥娃娃减轻心灵上的罪恶感,拯救自己不安的灵魂。姑姑之所以嫁给郝大手是因为他的泥塑娃娃可以将她的悔罪理念现实化。郝大手是个塑泥能人,能够根据姑姑描述的那些被她强制流产娃娃的模样捏成各具形态的泥娃娃,姑姑就把这些泥娃娃一一供奉起来,超度娃娃们的亡灵,祷告他们下辈子能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姑姑在用这种类似于女娲抟土造人的生命仪式重塑自我实现救赎。姑姑认识到了内心深处恶魔般的阴暗面,她希望得到宽恕和谅解。姑姑在饱受巨大的心理折磨之下,不肯结束自己的生命,并非因为她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还是个罪人,而一个罪人是连死的资格也没有的,一个人到了求死不能之时,这种折磨显然是更残酷的。从姑姑严酷的自我解剖中,我们看到了超越了历史层面的深刻的理性自省意识。在小说最后的戏剧部分,姑姑上吊自杀却又被救下,获得了“新生”,这实际上隐喻着“在她心中的悔恨、罪恶感会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为止”。[5]到她生命结束之前,姑姑还是会通过人性的救赎,减轻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蛙》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追思,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不仅给我们触动心灵的个人反思,更重要的价值是它对于灵魂罪恶的自省与对苦难的承受。姑姑其实是苦难与罪恶的承担者,这种承担既是她个人的,又是中国人民的,承担这些苦难与罪恶是她的生命责难,只有她自己才能洗净灵魂的污迹。

  但就在姑姑竭尽全力让郝大手捏泥娃娃为自己赎罪时,人们却争相高价购买心仪的泥娃娃,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商品交易,实际上却掩藏着商业经济体制中更可怕、更荒诞的罪恶。那些以计生政策为发财工具和谋生手段的人,并没有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他们恰是姑姑的反面典型,是真正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人,完全漠视自身的丑陋与罪恶,这更能显现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悲剧的荒诞性。莫言对人类罪恶不动声色的叙述,对人性深处劣根性的挖掘和对孤独而冷漠的个体生存图像的原生态的把握,把一个阴霾密布而又滞重的荒诞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让灵魂的反思和拷问继续向前。莫言说:“小说的后半部,故事开始进入当下生活,也就是进入了一种相对荒诞的生活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剧精神的消解。虽然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那种痛感……但都充满了荒诞色彩……因为荒诞,痛感注定要被消解。……现在的社会太丰富,生活的变化太快,人的感受也越来越迟钝、麻木。”

  综上所述,莫言在《蛙》中用荒诞的形式,把姑姑放置在一个残酷的社会环境中,揭示在荒诞的政治制度下人性的挣扎、人性的扭曲,引发人们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蛙》中姑姑的罪行最终还要归根于严苛荒谬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荒诞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姑姑丑陋的人性。姑姑对犯下的罪行深感愧疚,蝌蚪却在寻找虚假的借口让姑姑同时也是让自己解脱,罪责感是获得谅解与宽恕的前提。但她是没办法依靠个人力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的。刚刚逃离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控制,又陷入高度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膨胀的物质欲望让她继续干着罪恶和肮脏的交易,不仅卖假药,而且非法接生,甚至欺骗代孕的陈眉,合谋戕害弱者,并以种种理由麻痹和逃避良心的谴责,在罪恶遍地的荒诞现实世界里,捏泥娃娃重塑自我之路并不通向救赎。莫言在小说后记中说道:“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现象。”的确,国家正在对计生政策进行反思和纠错,独生政策已经放开到二胎,每项国策的实施和改革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由《蛙》我们看到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麻木残暴,看到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瓦解,看到了人性的扭曲异化,看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荒诞,把计划生育背景下出现的血淋淋的现实场面描绘出来,从而激起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及对灵魂的深刻拷问。刘再复说:“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呈现罕见的批判力度。”《蛙》深刻地批判了现实的残酷与荒诞、人性的变异与扭曲,呼吁人们在充满污秽的现实中保持人性本真的善良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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