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悲剧人生

2017-07-24玉君 柳永

  柳永开慢词之先河,词曲足冠群雄、评骘不一的词人,在给世人鲜明的展现出一位积极进取的士子形象的同时,亦流露出他狂放不羁的浪子一面。

柳永的悲剧人生

  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写下来的歌词,最初称为“曲子词”,别称长短句、曲子。其产生于唐,兴盛于五代,至两宋达到顶峰,上自唐下迄明清千余年间,词家辈出,然在文学史上争论之最大者,毁誉之最大者,当属柳永及其词作。这位在正史中未曾记载的词人,却在文坛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有推崇备至者称其为北宋正宗,更有甚者将其词作与杜甫诗相提并论;有贬之极者称其为卑俗放荡,淫靡之音泛滥导致雅奏断绝。至今对于柳永的生卒年仍未有定论,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生于太宗雍熙四年(约公元987年)或太宗雍熙二年(约公元985年)福建崇安五夫里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好为艳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改名为永,字耆卿,于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及第,因排行第七,又称之“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并以“白衣卿相”自诩,是开北宋词之大家,婉约派代表人物。其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出殡时,群妓合金葬柳七,轰动满城,之后每年清明节歌妓相约去祭祀,称之为“吊柳会”或“吊柳七”。柳永为何被世人冠以“风流浪子”其词又被称为“浅近卑俗”?为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惨结局?笔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加以考察分析。社会唯实论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具有强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大部分人类的意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受外界熏陶、引导下生成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其思想是经社会的塑造决定的,并不服从于个体之理性,这确切说明了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个体发展的深刻影响。

  1 柳词文风之继承性

  词一直被视为艳科,为“娱宾遣兴”的工具,题材多集中在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等方面,与孔子主张的雅乐背道而驰,被称为淫靡之音。自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华丽香媚词句,词风脂粉气息浓郁。柳永《乐章集》213首词中关于描写歌妓作品的就有103首之多,其中《菩萨蛮》十四首充分体现了“花间鼻祖”温庭筠声律和谐之特色。尹鹗词云:“其写冶游,写情思,均分明如画,不避详琐,《柳塘》以为开屯田俳调,洵为知言”,由此可知,柳永的《乐章集》对《花间集》的词风题材得到了继承。《云谣集》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词集,其浅近鄙俚的词体为柳永提供了作词的蓝本,在此基础上柳永凭借超群的音乐天赋与文学才能,对词的声律句式加以革新突破。柳永以宋玉自居,《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从柳永《乐章集》中可以看出其铺叙展衍之功,其风流悲情正是继承了宋玉之风。

  2 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北宋之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兵权,且优待官吏,赐良田钱财,让他们安于享乐,以此消磨锐气。宋太祖曾对当朝大官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①,于是大官们纷纷依旨奉行。处在太平昌盛的北宋时期,举国上下无不笼罩着奢靡、享乐的社会风气。上起朝臣下至百姓,皆热衷于写词唱曲,宴饮游乐,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张先“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在这种糜烂习气的熏陶下,对于柳永性格以及创作风格的影响可想而知,由此我们更容易的理解他为何毫不掩饰的往返于妓馆的行为。

  3 儒家思想的追崇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了政教经典,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成为儒士追崇的理想人格。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决定了其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必然性,“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柳永恰恰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同许多士子一样,以考取功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二十岁左右便离开家乡崇安到繁华的汴梁参加应试,然而一切并不尽如意,蹉跎了近三十载。宋仁宗景佑元年特开恩科,柳永借此机会进士及第,时年约五十岁,为官后的柳永,尽忠职守,曾被《大德昌国州图志》列为“名宦”,而被此书记为名宦者寥寥四人,柳永位列其中。足可见柳永在为官期间的政绩被世人称道,并非是一个空腹才情的词人。

  4 个人原因

  柳永天性浪漫,狂放不羁,出生于传统士族家庭,思想行为受到了儒家“克己复礼”教条的束缚。当他来到汴梁应试,这里繁华的市貌,无不吸引着这位好奇痴狂的少年,他的心如脱缰之马,肆意纵情于歌舞声色中。柳永从小便赋有卓越的才情,宋人杨《古今词话》中所载,有一《眉峰碧》一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悟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柳永自幼颇爱民间词,这也是其经常出没市井教坊,其词曲通俗的根源所在。当时的北宋笼罩在一片奢靡享乐的生活气息下,大部分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擅于创作艳词媚曲,并且官员府邸有专门跳舞唱曲的官妓,为其宴饮助兴。然在儒家传统观念盛行的北宋,都以儒家“诗教”规范自己,克制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敢肆意张扬,偶有越轨,也都遮遮掩掩。对于一个生性狂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背景下的柳永,最终导致其被冷落于官场之外。据《柳七》记载吕夷简六十寿辰,派人向柳永讨词,曾作一首《江西月》,当吕夷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曰:‘当初裴晋公修福光寺,求文于皇甫,每字索绢三匹。此子嫌吾酬仪太薄耳。’当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便怒斥曰:‘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然仁宗见之,亲笔批道:“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柳永因其恃才高傲的性格,断送了自己的仕途。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多种需要未能满足之前,首先满足的是迫切需要,只有在该需要满足之后,后面的需要才能起到激励作用。柳永一生漂泊不定,在其失意、煎熬的之时迫切需要栖息之地,以及被人欣赏理解的渴求。在北宋吟词唱曲的市井小巷,柳永只能寄情于秦楼楚馆,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寻得自身存在的价值,柳永在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中,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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