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梁实秋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2017-07-13陈玉君 梁实秋

  梁实秋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的理论家,梁实秋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命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都作出了较深入的理论阐发。

分析梁实秋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开路人胡适在总结文学革命运动时说道:“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儿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的,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这两个标准:“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实际上是从胡适到朱光潜等自由主义文学家反复宣扬的两个基本理念,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命题。在30年代、40年代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中,凭着建设新文学的可贵热情,凭着较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对文学现状的特殊敏感,梁实秋总是能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并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因此他多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的风云人物。尽管论争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实际上还是围绕着文学的人性主体和创作自由问题展开。他上接20年代胡适、周作人,中应同时期的新月派、京派、论语派,下联40年代的朱光潜、萧乾。尽管我们不可生硬地——找出梁实秋与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及派别之间的对应承接关系,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对当时文坛的态度确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梁实秋不遗余力地捍卫着、深化着自由主义文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其文艺思想既具有一定的学理内涵又具有持别突出的现实品格,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一环。

  一 从“人的文学”到“人性的文学”

  五四时期,胡适的着眼点是相对于旧文学的新文学而不是自由主义文学,但他确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对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肯定,对自由的诠释,丰富了新文学的表现内容,成为后继者发扬深化的思想材料。但“人的文学”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是由周作人正式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其基本涵义是:“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与五四启蒙思想家一般性地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角度建立新文学相比,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从文学本体价值观角度论述了新文学之“新”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这是他对新文学的独异贡献之一。

  周作人的理论支点,是自然人性论,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对人的基本理解。他肯定凡人的幸福,否定偏于兽性或神性的不完整人性,为“人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生物学”的“人”的基础——与“兽”相对的“人”,与封建“奴性”相对的自由人。而非人的文学就是充满兽性与神性的文学。

  梁实秋更注重人文意义上的“人性”,且比周作人的阐述更集中更细致。

  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梁实秋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性论者。他在20年代中后期一跻身中国现代文坛,就揭起了人性文学的旗帜,其初因是要以人性纠正传统文学的偏失(包含道家的隐逸消极享乐颓废的文学观和儒家的“贯道载道之技艺”的文学观),并以人性作为解救文学于政治漩涡的方式。1926年夏回国前后,他提出了“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的观点,他反复陈说:“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他如下一段话可以说代表了那时自由主义文人的普遍看法:“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人生是宽广的,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对于人生的经验是无穷的,我们对于人性的了解是无穷极的,因此文学的泉源是永远不竭,文学的内容形式是长久的变化。伟大之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秘,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所以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的理论家⑥,此前没有谁能像他这样把人性与文学的关系强调到如此地步。

  梁实秋对人性有多次解释,他注意到人既有生物属性又有人文属性,但显然更看重后者。其基本看法是,人性是人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的“理性”,“较高的情感”和“较严肃的道德观念”。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外的普遍特性,超地域、阶级、种族和国界,固定不变。伟大的文学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特质,文学家要追求和表现人性的普遍性。

  梁实秋的人性论有一定的矛盾。他比较轻视阶级性和时代性因素,对人性复杂性的解释不够充分。左翼文学家抓住了他的漏洞进行批驳,使他有时难免陷入被动。当他强调人的理性等内容的时候,排除自然人性,却又忽视了理性、情感、道德的社会性内涵。而一旦承认社会性,就势必承认阶级性亦在其中,这是他最不愿意承认的。在被左翼

  批评家逼急了时候,他又以自然欲求的普遍性作最后的防线。把生老病死、爱的要求、怜悯恐怖的情绪,伦常和求快乐的欲望都搬了出来作挡箭牌,宣称“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人性的艺术”。

  梁实秋以反对者姿态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也就否认了左翼文学存在的合理性,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左翼文学的批评。左翼理论家视论争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阐述阶级社会中的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的道理的同时,从维护左翼运动出发,对梁的立场、动机和效果提出质疑。鲁迅指责新月社批评家口口声声要思想自由,实际上在不自由的年代里做了“维持了治安”的任务。而梁实秋则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⑨。但某些左翼理论家也有过分强调阶级性而无视阶级共通性即梁氏之普遍人性的缺憾,对梁实秋理论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视而不见,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双方的批评与反批评,并不全是一场平心静气的理论对话,因此,理论层面的探讨也并不深入。

  梁实秋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他一致处颇多。沈从文认为,1927年以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他反对急功近利、标语口号式的文学,极力张扬文学的人性本体论。他要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把作家称为“人性的治疗者”,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在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11。可见,以“人性”给作家作品“定位”是沈从文文艺观的核心。林语堂的“性灵论”也是一种人性论。不过他似乎不那么强调梁实秋、沈从文之所谓人的本性,而注重人的个性性格。他在一篇题为《记性灵》的文章中说得十分清楚:“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示文学,便叫性灵。……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在文学上主张发挥个性,向来称之为性灵、性灵即个性也。大抵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12作为对文学的一般要求,或对某种文风的提倡,林语堂自有他的道理。但他的性灵论偏重于闲适、幽默的趣味主义,多少有玩味游戏的成份,显得有点刻意做作。沈从文要在希腊小庙独供奉一尊“人性”之神,是一种比喻性说法,缺乏清晰的学理化表述。林语堂的性灵说带有较浓厚的传统意味,也更表面化。唯有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论述最为集中和充分。

  梁实秋捍卫人性也就是捍卫文学表现人性的权利,要给“人性”以文学本体的地位,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与左翼文坛论争结束后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仍然是一个人性论者。1986年8月,他在重版《偏见集》的序言中说:“回顾数十年来所谓文坛上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是以政治企图控制文艺所引来的骚扰。野心家可以声势浩大的喧腾于一时,文学终归是文学,空嚷无益。没有文学家肯被长久的拘囿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内,文学家要自由,自由发挥人的基本人性。”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人性和阶级性在理论上并不是直接对立和矛盾的,二者是种属关系而不是平列关系和对立关系。仅用阶级观解释人性、解释文学也是不完整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总有着一定范围的共同背景、不同集团之间也有相互影响和转化,何况政治经济之外的很多因素也与人性相关联。因此,人性的含义远不只是阶级性,阶级性决不是唯一的。英国学者史蒂文森指出:“一种意识形态就不单是一种理论,而且还是一种以某种方式指明行为方针的人性论。”13这就是说任何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也是关于人的理论,关于人性的理论。某些左翼理论家以阶级性取代普遍人性,只见阶级对立不见阶级转化和相互影响,忽视阶级的个体的特异性与变异性,实际上是用否定人性的方式表明了一种僵化的人性论。人性形成于人类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并逐渐得到丰富,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对立。把阶级意识绝对化,或者把人性与性灵绝对化,都会妨碍文学的健康发展。人性是一个繁难复杂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对人性、性灵的鼓吹,不仅与当时的血与火的现实有隔膜,而且人性的抽象与空洞、性灵的玄虚与超脱,与具有强烈的入世态度和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精神也有很大反差。当时的解说难免肤浅而紊乱,甚至到今天也难有全面深入的解释。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的主题就是不断地对人的解析,也证明了这种解说的必要、解说的难度和解说的无止境。这正是人性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尽管梁实秋的理论在客观上确有消解左翼文学

  影响的负面效果,尽管他的人性观有不少疏漏和矛盾的地方,尽管他为此背上近一生的骂名,但他的自由主义文学姿态并不都是消极的。因为他捍卫着现代社会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文学终归是文学”。当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关于文学观念的反复之后,当我们经历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把文学人物变为阶级成份和家谱的可怜的“创作”时代以后,当我们又一次拾起“文学是人学”这面本不应该倒下的旗帜之后,我们实际上又承认了梁实秋早就争取过的文学表现人性的权利。

  二 从反启蒙工具到反政治工具

  在提倡文学的独立价值和自足品格方面,胡适、周作人有一些明确的意见。胡适一再反对文艺对封建道统的宣传,强调文学的文化启蒙作用。周作人到了五四后期,对启蒙工具说有了反省。他更注重“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14,并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也即独立的艺术的园地。在他看来,不论为政治目的还是为启蒙目的,一沾功利就损害“独立的艺术美”。周作人还对那时刚刚兴起的阶级斗争术语开始侵入文坛十分反感。他说:“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差别等等差异。”15他还说道:“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他坚决反对工具论的文学观:“文学既不被人利用去做工具,也不再被干涉,有了这种自由他的生命就该稳固一点了。”

  五四时代,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关注点在意识形态而非政治层面,当时的军阀混战局面给了文人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到了30年代,政治的压力逼近了各类文人。梁实秋们面对的困难更大,政治针对性也更强。

  梁实秋说:“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是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利用文学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学便是文学。”18他对国民党独裁政治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不过因为左翼革命阵营对他的批判最激烈,他的反应也最激烈。他说:“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19他的这种批评,对当时以苏联为榜样的左翼文坛来说,显然难以接受。

  梁实秋在批评国民党的党义文学时说:“很明显的,现在当局是要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然而我就不知道‘三民主义’与文艺作品有什么关系:我更不解(国民党中央)宣传会议决议创造三民主主义的文学,如何就真能产出三民主主义的文学来,我们愿意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请任谁忠实同志来创作一部‘三民主义的文学’给我们读读。”20读到这段话马上会使人们联想到梁实秋广受批评的另一段话,在《文学是有阶级性吗?》一文中,他引用了郭沫若译《新俄诗选》中马林霍夫的一首诗后说:“这首诗恐怕是真正的无产文学了?题目是《十月》,而里面的词藻是何等的‘无产阶级的’呀!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鲁迅和左翼文学家多次批评过他的这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藐视和轻蔑的态度,但前一段话表明他对国民党党义文学也持有同样态度。如果只有后一个“等着”,可以说他是反对左翼文学的右翼;他既有后一个“等着”,也有前一个“等着”,就说明他不单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而是反对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观念。

  可见,梁实秋反对“工具文学”、“武器文学”、“宣传文学”,反对的不是作谁的工具,而是把文学作工具的观念。在他眼中,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梁实秋的文学观与左翼文学针锋相对,但他反对阶级文学论、反对文学工具论并不等同于反对无产阶级本身。在白色恐怖时期,他还公开说过:“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

  沈从文同样反感于1927年后文学与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形,认为作家不能“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他表示:“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22梁实秋、沈从文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提倡文学独立、创作自由。但他们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未能有正确全面的评价,这是他们认识上的局限。

  抗战初期梁实秋挑起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是“工具文学”观与“自由文学”观的分歧在一个特殊时期在文学题材问题上的反映。1938年底,他在主持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的一段编者的话,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是没有益处的。”23一个有正常的理性思维的人,便不容易曲解这段话的内容。但有时激情会压倒理性,在今天看来很平和的议论,在当时的当事人中,也可能会产生激烈的反映。在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在中国文坛涌动着战争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潮的背景下,梁实秋这样的话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反感情绪。

  这一场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论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创作题材的文学话题,它更是一个时代话题。虽然论争者都是文学圈中人,但参与双方却是早有宿怨的。关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的笔墨官司就有意气用事的成份。而今,梁实秋又触动了一个更敏感的话题,一个比阶级问题更大的民族问题,何况他早就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他一旦对“与抗战无关”的文学稍有认同,容忍其一席之地,尽管他对与抗战有关的文学“最欢迎”,但也被反对者抓住了把柄,被狠批了一阵。应该承认,反对梁实秋的文艺家的主要动机,源于对抗日救国的强烈责任感和维护抗战文学的巨大热情,作家们对抗战文艺伟大作用的强调是完全正确的。但毋庸讳言,也有某些论者出于带有宗派色彩的反感情绪,攻其一点,无限夸大,不计其余。

  明明是在认同抗战文学的主流的前提下提倡文学的多样化,却被认为宣扬与抗战无关论;明明是反对“抗战八股”,却被认定是反对抗战文学本身。梁实秋真的认为自己是有理说不清。

  但是,他有着自由主义作家的执着,1942年秋天,国民党中宣部的文化大员张道藩写了一篇官样文章《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梁实秋立即著文反对。在《关于“文艺政策”》一文中,他说,英美国家“由着文艺自由发展”,“各种样的文艺作品都可以自由的创作,自由的刊印,自由的销行,政府不加限制。”他把这称之为“民主政治之最值得令人称羡的一端”。而所谓“文艺政策”是“站在文艺范围之外而谋如何利用管理文艺的一种企图”,是用“鲜明的政策统制”文艺24。梁实秋又一次重申了他30年代初的文艺观点。

  自由主义文学家都是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强调创作自由的。因为创作自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个方面,也事关政治自由问题;自由主义论者同时也是社会改良论者、和平进化论者,必然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不论他们承认阶级的存在与否,都会反对文学为阶级服务,尤其反对文学作为政治斗争阶级革命的附属工具。对文学自由的论辩与呼吁贯穿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全过程。20年代,有胡适的政府不应干涉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和对“独立的艺术美”的强调。30年代,有闻一多对“文艺的目的就在文艺”的肯定,施蛰存对以“文学作品本身方面”为标准的《现代》编辑方针的说明,沈从文对写作时的“独断”精神的尊崇,胡秋源、苏汶对“文艺至死也是民主的、自由的”的申辩。40年代,朱光潜关于“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的呼吁和“有自由乃有真文艺”的观点,九叶诗人对“诗艺的特质”的追求。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作家最注重文学自身的特质,要以文学本体的属性确立文学的价值观。

  “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25梁实秋的这段话,是对他反对“工具文学”、提倡创作自由思想的集中概括。也与此前此后的自由派文人的主张相呼应。因他总处在论战前沿,反响大,招来的争议也更多。

  三 被“妖魔化”了的绅士梁实秋

  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与其它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论争,而以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为最多,最激烈,以至影响到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界的关系。在总结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或“斗争”的时候,近几十年几乎所有的专论和文学史著作都认定:每次都以前者无可争辩的胜利和后者无可挽回的失败而结束。这种说法似为事实,但也有浅视和简单化之嫌。诚然,面对左翼强大的阵营和声势,一拨又一拨的自由主义文学家,三三两两、各不相干的上阵,气势和力量上远逊一筹。何况左翼阵营中常常有鲁迅这位现实感强、理论素养高又精通艺术规律的主将出面,对方焉有不败之理?但鲁迅的高超并不能代表所有左翼理论家的高超。即使是鲁迅,在30年代的论争中也并不是所有观点都正确。左翼的胜利有时也只是气势上的,人多势众而又年轻的左翼文学工作者有时不免有点霸气,气势上的胜利并不等同于学理上的胜利。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翼的左翼文学的出现,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必然性。同样无可争议的是,当时的革命受到了左倾主义的严重干扰,因而左翼文学也存在某些明显的缺陷和错误。左翼文学的某些缺陷和错误不仅反映在人们的创作和理论中,也必然会带入到他们参与的论争中。

  还应该看到,左翼文学家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在态度上观点上确有尖锐对立,但随着论争的延展,双方也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抛开意气用事,抛开宗派主义成份,论争的理论价值就会凸现出来,变成宝贵的历史财富。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某些批评,左翼阵营还是有所吸收,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的。左联对自由主义文人的批评,也有一定积极效果。有对立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论争使对立双方在批评对方的同时也正视了对方的存在。总之,通过论争,左翼文学阵营显示出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效,也使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前者强化了新文学与社会生活尤其是革命斗争的联系与作用,后者突出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和艺术特质,共同丰富了30年代的文坛格局和创作实绩。

  梁实秋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贡献,不仅是学理上的,还有话语方式上的。他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参与一次次论争,论争的方式也是自由主义的。他和其他参与30年代与左翼文学界激烈论争的自由主义作家,并不是专门针对左翼的反对派,或者说并不是直接与左翼对立的右翼。他们是站在左翼与右翼之间的中间派,既反左翼、也反右翼,往往两面受夹击、左右不讨好。综观梁实秋参与的一次次论战,每一次都为捍卫心目中坚信的学理,观点难免有偏差,由之引起客气的“商榷”或针锋相对的“论争”,都是十分正常的。但论争的姿态应是出于学理、平等对话。意见不一致,表述应该“绅士化”一些。在这方面,梁实秋是较为自觉的。对他的朋友张道藩宣扬的国民党文艺政策,他闻之即提笔讨伐。国民党围剿左翼文学时,他挺身为“普罗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辩护。他对鲁迅的创作成就一直有高度评价。在被鲁迅戴上“乏走狗”帽子、与左翼论争结束后不几年,他在评价新文学运动以来“能写优美散文”的作家时,认为鲁迅等5人成就最大。他说:“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26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理性精神和宽容原则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40年代,身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下,论争之余的他还能视陋室为雅舍,并写出雍容高贵充满机趣的《雅舍小品》来。生活是生活,爱情是爱情,论争是论争,创作是创作,梁实秋的人生态度艺术态度何其大度从容。

  论梁实秋的文学成就,他是20世纪众多有贡献的有特色中的作家中的一个。论梁实秋的名气,他却远远超出了不少与他水平相当的作家。更明确地说,梁实秋在20世纪的名气并不完全靠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成就,更是因为他所背的沉沉骂名。鲁迅斥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主席将其列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都是不可轻饶的罪名。鲁迅在论战中用了非学术的战法,嬉笑怒骂,含讥带讽,杀伤力极大。尤其是在建国后他的这篇明显带有贬损人格的文章长期作为中学教材,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知道了这个人,至少有上亿人知道“乏走狗”是梁先生的代名词。极左政治和奴性文学共同扭曲了梁实秋的真实形象和真正贡献。梁实秋被“妖魔化”了。

  在很大程度上,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清肃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大运动。毛主席总结了新文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肯定了其间的巨大成就。但从整体上来说,他对新文学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审美精神现代化中的巨大作用没有足够的注意。对于自由主义作家,如梁实秋、周作人等,他更是点名批评。他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偏低的。这是他改造新文学,扭转大方向的前提。并不纯粹的学术环境,并不超脱的学术话题,现实的需要压倒了学理的自律,话语的强势者忽略了学术的规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一个令人警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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