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一文是韩愈专门论述教师问题的作品，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集中论述师道的专著。
学校教育活动离不开教师的参与。关于教师问题，从古至今许多教育家都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其中不少思想观点对于现代教师仍有借鉴意义，并为当今教师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而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作品则首推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768-824)所著的《师说》。《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是韩愈关于教育问题的专论，其内容总结并发展了古代教育家尊师重道的思想，结合作者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全面论述了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等问题。这些看法至今对我国当代教育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韩愈《师说》的教师观
《师说》全篇仅五百余字就将教师问题论述的精辟深刻。《师说》全文围绕教师这一中心，对教师的地位、任务、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下面就对这些方面分别进行具体阐释。
1.1 “古之学者必有师”。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良好的尊师传统，但从六朝开始，这一传统逐渐弱化，到唐朝后期，教师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学校不再是获得高官爵禄的主要阶梯，学生不再重视学校学习，最终导致唐代的师道之不严。当时的情况就如唐人柳宗元所描述的：“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1]世人皆不以相师为荣，反而以求师为耻。
《师说》首句就提出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即古时候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文章一开始就紧扣题目，一语破题，点出了“师”字。并用“必”这个表示肯定的语气副词，肯定了教师的重要，指出教师工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师”对“学者”来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有”的。“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就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而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惑的间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紧承下文"解惑"，从解惑的角度，也就是从反面，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种："耻学于师"，羞于承认教师的恶劣风气进行了批判，说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磋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并指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其于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能够从师学习，而愚人却以从师为耻。通过古今对照，赞扬古人之从师，批评今人的耻于从师，在比较中又强调从师的重要性。
韩愈提倡尊师不仅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由于现实的需要，更是对亲身体验的提炼。当时官学衰落，耻于从师在社会上普遍存在，韩愈却积极地投身于"诲人"活动之中，热情地鼓励与指导年轻一代。韩愈文集中的《答窦秀才书》、《答李秀才书》、《答尉迟生书》以及《答李翊书》等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学生不辞辛苦的教诲。韩愈在任职期间，积极整顿学风。"他在任四门博士时，曾请求回复国子监的生徒;在任国子博士时，曾写作了《师说》、《进学解》等名著;在任国子祭酒时，主张严选教官，坚持每日会讲的制度，积极整顿国学。"[2]他在接任国子监任祭酒后，首先做的就是提高教师的地位。曾经有这样一个记载："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3]这些事例都充分体现了韩愈身体力行着尊师重教的思想。
1.2 “传道、授业、解惑”。《师说》明确提出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至今看来，韩愈对教师职责的表述仍是相当准确的。韩愈提出教师的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儒家仁义之道。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4]韩愈认为教师的这三项基本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为辅。古之学者从师就是为了获取知识，希望教师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明道理，系统地传授知识，耐心认真地解答提出的问题，教师如果不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没有完成教师的任务，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现在重新审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却包含了丰富的意义。首先，表明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次，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任务的界定，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授业"，扩大到"传道"、"解惑"，这是对教师任务的全面而崭新的界定。这里的"师"并非指各级官府的学校教师，也非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授业、解惑"之人。韩愈提出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一大进步，在今天看来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说》精辟地论述了择师的标准：“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认为称之为教师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他把教师是否有“道”做为择师的标准，这是对儒家"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思想的发挥。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无论年龄大小，谁拥有“道”，谁就可以为师。韩愈所说的“道”也就是统治者所宣扬的“道”，即“明人伦”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要恪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以及"物格而后知至，知之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封建道德。韩愈提出"道"是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因此，他要求教师首先忠于道，才能传道。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当时"耻学于师"不良社会风气的批判，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
2 《师说》教师观对当代教师的启示
《师说》全面论述了韩愈的教师观，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许多思想对于我们一线教师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择师标准方面，韩愈把教师是否有“道”做为根本标准。韩愈要求教师信守的是儒家之道，即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道，这是不足为法的。今天，择师的前提是取得国家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书，取得教师资格证也只是教师的“入口关”;还要考虑是否“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仪表”，“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是否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否懂得友爱诚信等人类基本道德规范等等，这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因此，"道"是衡量教师的首要标准。在践行"道"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自己的言行，应做到以身作则。
首先，古今中外的很多教育家，都不谋而合地主张教师要以身作则。我国孔子提出“身教大于言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教者必以正”;董仲舒提出“善者为师，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陶行知也提出“以身作则”，“以教人者教己”，“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自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教师的急务是用自己的榜样来诱导学生。"这些教育家们问什么会如此重视教师的“以身作则”呐?因为教师的劳动具有鲜明的示范作用。《论语》论述到“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旧唐书》谈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汉代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也中写道："师者，人之模范也。"因此，教师的世界观、品德、生活习惯、以及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时刻以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其次，从学生来说，教师以身作则的行为会起到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是有思想的，而且就有很强的模仿性。在大多数学生心中，教师是自己仰慕的对象，就会关注、模仿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生的身上可以找到教师的影子，学生的心里有教师思想的印迹。所以，教师在随时随地得影响着学生。
因此，无论是从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出发，还是从学生自身来说，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教师意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真正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应该做到，而且努力做到最好;不允许学生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3.小结
总的说来，《师说》作为我国第一篇专门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不失为一篇精湛的教育文献。《师说》全文虽不足六百字，韩愈却明确地阐述了教师的地位、职责及择师标准。后人在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和阐发了韩愈的教师理论，推动了我国教育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我们今天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