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

2017-07-24玉君 范仲淹

  《岳阳楼记》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虽历经千余年洗礼,却如醇酒般历久弥香。

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

  岳阳楼为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赞美岳阳楼胜景的诗文,使岳阳楼闻名遐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临洞庭湖》中描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成为千古绝唱。到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声名远播。

  据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更没有游览过洞庭湖,只是凭借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作。这极可能就是《岳阳楼记》没有步前人后尘,避而不写岳阳楼转写洞庭湖的原因。《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隘境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岁时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绩为修筑捍海堰。四十岁时被朝廷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贺太后于会庆殿,对于这种“亏君体,损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礼法和赵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为不妥。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的谏诤,惹得刘太后很扫兴。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请太后当卷帘撤班,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为右司谏。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抚江淮灾伤,以太平州饥民所食乌昧草进御,乞以此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靡。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本来是刘太后强加给仁宗的,刘太后死后,与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吕夷简建议仁宗将郭皇后废黜,范仲淹力谏劝阻,仁宗拒不采纳。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庐,又移苏州。当时苏州发大水,灾情严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救灾水利工程,回苏州又赈济嗷嗷待哺的千万灾民。为实现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顾病体未愈,日夜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着风险奏劾专恣弄权、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权宦阎文应,致其被贬,寻死于外。当时宰相吕夷简重权在握,深受仁宗宠幸,吕夷简执政,官员进退多出其门,免不了以个人好恶、恩怨为标的。论事无所顾忌的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官吏进退之权柄应握于人主而不应该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迁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幸吕夷简的仁宗皇帝下达了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的处分决定。范仲淹吟出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润州、越州。

  饶州产鸟嘴茶久已充贡,饶民不堪其扰,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贡茶,减轻了人民负担。据说他还有另一项奏免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冶场贡课的德政。

  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注重农桑、减轻徭役、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史称庆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决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费这“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但庆历新政施行仅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因而招致强大的阻力。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颁州,随后改知邓州。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知邓州时期,写作此文时范仲淹已58岁,相对于其64岁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实是借此文抒写自己仕宦一生的际遇,对自己仕宦生涯始终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的高度总结。孟子宣扬儒家思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进四退,无论是“穷”是“达”,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乡苏州创办“义庄”,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心中的这份永恒的信念始终不会动摇。欧阳修撰写的《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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